第二章 - 传播学简史
发布时间：2020-03-06 12:39来源：未知
第二章 传播学简史
一、本章重点学习内容及其要求
本章的重点内容是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要求：(1)了解传播学的起源、产生的条件和原因；(2)学习和理解传播学的学科背景和奠基人、创立者的贡献，以及不同学派的特点和差异；(3)了解传播学在中国的沿革、成果、不足和发展趋势。
二、本章重要知识点讲解
第一节 世界传播学沿革
一、传播学的欧洲起源
传播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传播规律的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19世纪末逐步形成，在20世纪40年代初具规模。（1943年，威尔伯·施托姆在担任艾奥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时，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1947年，又在伊利诺伊大学，创办了最早的传播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第一个被冠以“传播”名称、并能授予学位的学术单位。）
集中了人类智慧的结晶的传播学，思想源远流长。虽然诞生在美国，却渊源于欧洲。在罗杰斯看来，19世纪的进化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等欧洲的理论，间接地影响了在美国崛起的传播学。
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是19 世纪的三个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他们的思想——进化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越过大西洋，对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间接地影响了 1900 年后在美国崛起的传播学。
1.达尔文的进化论对社会科学思想与传播学的影响
1859年，达尔文的伟大著作《物种起源》出版，进化论对社会科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对生物科学的影响。1873年出版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表达》，对传播学影响深远——开创了非语言传播领域的研究。★
在纪念《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出版100周年时，P·埃克曼（Paul Ekman）——一位最主要的非语言传播领域的学者——收集了与达尔文的非语言传播理论有关的当代研究依据。研究证据表明，诸如生气、害怕和喜悦等某些普遍的而部表情可能源于对面部表情的某些天生的、遗传的作用。与某些情感有联系的面部肌肉运动的特殊模式起源于遗传的作用，而不是后天学习来的（埃克曼，1973）。
罗杰斯在《传播学史》里，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对社会科学与传播学的影响做的四点概括。（学员自看）★
2.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传播学的贡献
弗洛伊德（1856-1939）的精神分析理论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存在于个体之中，特别是存在于无意识之中。今天所使用的许多重要的传播学理论都在个体当中寻求推动行为变化的力量，影响了后来的传播学的奠基人拉斯韦尔有关政治领袖的精神分析研究和霍夫兰的人格研究。从而将心理学的研究引进传播学的研究。
3.马克思主义与批判学派对传播学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对传播学的贡献在于欧洲的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观点结合起来，展开了对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所以，马克思主义及近代的批判学派的理论团体，可看作是传播学经验学派的思想的一个来源。
此外，批判学派对于偏见的颇有影响的研究在阿多诺等人（1950）的《权威人格》中有记载，它代表了一种以量化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格问题的精神分析理论。 窗体底端
4．其他传播学思想的欧洲先驱的影响
传播学的思想，深受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引导与影响。孔德、涂尔干、塔尔德、西梅尔等，都是在这些领域有过杰出贡献的学者。其中，社会学创始人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美国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参考；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也让传播学研究者受益匪浅。不过，对传播学思想影响最大的，还属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模仿理论和德国社会学家乔治·西梅尔的网络理论——1890年，塔尔德出版《模仿的法则》，明确提出了模仿理论。还出版了《模仿率》，影响了后来的扩散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西梅尔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共同创立了现代社会学。他的《陌生人》提出“社会距离”、“边缘人”概念，后来被美国传播学先驱帕克进一步阐述；他的《团体分支机构之网》讲述了“网络理论”，传播网络形容为一个“舆论厨房”。可以说，西梅尔的很多理论，都是现代人际传播学的前瞻性成果，为其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此外，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班德拉，开创了关于个体如何从人际模式中学习、如何从他们在大众媒体中观察到的模式中学习的研究。
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并非偶然，而是由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和历史、文化条件促成的。
首先，传播学在美国的建立，直接来源于这一领域的欧洲思想资源。希特勒的上台及二战的爆发，加速了欧洲学术思想跨越大西洋的步伐。为了逃避希特勒的迫害，大批知识分子从欧洲各国迁移到美国。1933年至1941年，13.2万流亡者离开德国来到美国，这一知识分子的迁移潮流，是传播理论的欧洲渊源向美国转移过程中的关键事件，也是促成传播学科诞生于美国的重要因素。
（一）学科背景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叶，在美国的许多大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等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中也包括新闻学。新闻学产生于1 9世纪的德国，到20世纪30年代已趋于成熟。应运而生的传播学，可看作是新闻学的一种深化和升华。尤其是先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传播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美国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以战争宣传为研究的突破口，对媒介的宣传方法和宣传效果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拉扎斯菲尔德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拉斯韦尔的战时宣传分析、勒温（一译卢因）的群体动力学研究、霍夫兰的劝服研究等，为传播学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这四位学者被施拉姆喻为传播学的奠基人，其中拉扎斯菲尔德和勒温，都是为逃避希特勒的迫害而来到美国的杰出学者。
美国早期新闻学教育的发展，也对传播学成长为一门独立学科起到了铺垫作用。传播学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美国大学里落地生根，其母体正是早于它大约40年出现的新闻学。创立传播学的施拉姆则是在新闻学院院长的位置上创建了这门学科。新闻活动原本是传播活动的一种，因此，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培养模式多有共同之处，而且，它们都具有跨学科的特征，跨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早期的传播学课程往往嫁接于新闻学课程，并在组织架构上隶属于新闻学院，同时，传播学研究具有（新闻学研究原本欠缺）的学术性质，吸引了其他社会科学家们积极进入这个领域，赋予了新闻学院的存在以更大的学术意义。
2.媒介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与科技突飞猛进，媒介技术也日新月异，建成了全球首屈一指的大众传播事业。战后美国广播的迅猛发展、电视的快速普及、大众报纸的激烈竞争，都带来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传播技术与媒介内容的关系、传播媒介对社会与人的影响、社会对传播媒介的影响和控制、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美国电视开始摆脱娱乐媒介的局限性，参与总统大选而“染指”政治，并一发不可收拾，大有超越报纸之势；而报纸一贯是政治家参与竞选的有力渠道。
除了政治功能之外，媒介的经济价值更让人不可小觑。美国的广告业在20世纪趋于成熟，其绝大多数业务由媒介承担，广告传播与品牌认知以及实际销售业绩之间的关系，直到现在仍然是广告商、企业主以及传播学研究者青睐的课题。
3.传播学的诞生
关于传播学的诞生时间，有各种说法。如前所说，一般认为，传播学萌芽于19世纪末，在20世纪初得到发展，至40年代成形。20世纪初的美国大学，已有很多相当成熟的专业和学科，如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美学等，这些学科都为传播学的诞生提供了养分。施拉姆在20世纪40年代，将前人从政治学、社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等角度对大众传播的研究集合为一门新的学科——传播学。与此同时，以传统的哲学、社会学、逻辑思辨为主要研究手段的欧洲学者，则形成传播学的批判学派，与美国的经验主义学派并存。可以说，施拉姆在传播学史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是传播学体系的集大成者，是第一个将自己认作是传播学者的人，最早在大学中创办以“传播”命名的博士课程．培养了第一代传播学者。
也有人认为，传播学从新闻学演变过来的——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
三、传播学的形成和发展
传播学的学术思想渊源已久，但“传播学”这个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前，尚未有人提及，而“传播”只作为一种现象普遍存在于生活之中。许多学者也只是从对各自学科的关心出发，附带地对传播现象进行了一些考察。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科学的发晨以及学科之间知识的互相融通，有5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活动，对传播学的建立产生了直接影响，被称为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人或开创者。他们是：拉斯韦尔、勒温、霍夫兰、拉扎斯菲尔德和李普曼。
（一）传播学的奠基人
1.拉斯韦尔与5W模式
哈罗德·拉斯韦尔生长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唐奈森，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也是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传播学家。
拉斯韦尔领导了宣传研究，特别作为著名的5w模式的提出者，为传播学的诞生做出了重大贡献。1 948年发表的《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对传播学科来说，是一部纲领性的力作，涉及传播学研究的许多基本内容。这些已经在前一章中提到，学员可以往前翻一翻。
2.勒温与“把关人”理论
库尔特·勒温（又译卢因）出生于东普鲁士（今位于波兰）的莫吉尔诺，是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勒温是犹太人，当时德国反犹主义严重，迫使他流亡美国，后来他的学术研究兴趣和方向，也受到反犹偏见潜移默化的影响。
勒温对传播学研究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创立了“把关人一理论，也称“守门人”理论。勒温的另一个开创性贡献，是创立了“场论”和“群体动力论”。所谓“场论”，吸取了物理学中磁场的概念，并赋予其某种适合心理学的特殊意义。“场论”的研究对象，是处于他或她的“场”中的个体。
（3）霍夫兰与劝服研究
霍夫兰对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把心理实验方法引进了传播学领域，而且侧重于传播效果的研究。霍夫兰认为，态度在解释行为变化方面很有价值，而确认在某些情况下态度影响行为，并发现它们什么时候影响，什么时候不影响，是一种重要的说服研究。说服研究或称劝服研究，是霍夫兰的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霍夫兰不仅把劝服研究和实验方法引入了传播学，而且影响了传播学研究对传播效果的重视。
4.拉扎斯菲尔德与“两级传播”理论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生长在维也纳，他是奥地利籍犹太人，后移居美国。拉扎斯菲尔德一生中的学术标签不断变化：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传播学家，最终被定义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对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包括提出了“两级传播”理论。1940年，在时代生活公司的赞助下，他和卡兹等人用定量方法对当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进行了调查（史称“伊里调查”），旨在测定大众传播对选民投票意向的影响。四年后，拉扎斯菲尔德和其同事发表了题为《人民的选择》的调查研究报告。
5.李普曼与《舆论学》
沃尔特·李普曼出生于美国纽约，父母是德国犹太人后裔。作为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新闻工作者，他在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他曾为美国几大报社撰写过社论和专栏，对政治事件的分析鞭辟入里，不偏不倚。为此，被评价为“你可以不同意李普曼的观点，但你不能不在乎他在说什么。”
与前面几位学者不同，李普曼是一位重于实践的记者和敏于思考的思想家。李普曼认为，大众传播在形成、维护和改变舆论方面，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可以说，在研究大众媒介构成舆论作用方面，他是最有影响的作者之一。
李普曼对传播学研究的突出贡献之一，是1922年《舆论学》一书中早期“议程设置”思想的提出。李普曼担任过12位美国总统的顾问，从T．罗斯福到L．约翰逊，这有助于他更深刻地了解权势者与舆论的微妙关系。《舆论学》被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作之一。 此外，李普曼还提出了“虚拟环境”和“刻板印象”两个概念。
其实，李普曼与拉斯韦尔同样都进行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但不一样的是，李普曼不采用学院式的研究方法。
(二)传播学的创立者
威尔伯·施拉姆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玛丽埃塔，是传播学的集大成者，公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创始人。1900年前后的美国大学里，只有5个传统的社会学科，即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那时，在美国大学里建立一个新的科学领域是非常难得和罕见，而施拉姆成了传播学的第一人，第一次将传播学列为科学，并创造了第一批以“传播”冠名的机构。施拉姆曾经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数次访华，是最早向中国介绍传播学的外国学者之一。
20世纪50年代前后，他编写了多种大众传播方面的著作，如《大众传播学》(1949)、《传播过程和效果》(1954)、《报刊的四种理论》（1 956，与他人合作）等，成为当时新兴域的主要教材。同时，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传播学教授”头衔的人，并开创了培养传播学博士学位的课程。
四、传播学的主要流派
（一）传播学的经验学派
从广义上理解，经验学派指的主要以经验性方法来考察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流派，它与主要以思辨性方法来考察社会现象的流派相区别。通常指称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主流传播学派。
1. 经验学派的内涵及其局限性
经验学派主张从经验事实出发，运用经验性方法来研究传播现象。而经验性的方法，主要指运用可观察、可测定、可量化的经验材料来对社会现象、社会行为进行实证考察的开究方法。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具体内涵可通过经验性研究方法的基本前提来透视。
经验性方法论有三个基本前提：1）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具有自身的客观性，这些客观性可通过一定的科学方法加以揭示；2）人类有能力开发或设计出揭示社会现象客观性的科学方法；3）任何关于社会现象的理论和假设，都能通过一定的科学方法得到证明或否定。
经验学派极其重视经验性方法，研究总是与实证的立场联系在一起，对研究对象进行定量、统计的客观分析，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不赞同或不擅长对社会现象进行思辨性的阐释，强调经验材料和客观数据的运用，主张从外部条件的变量出发来揭示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的原因和客观规律。
经验学派的局限性来自经验性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第一，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和个体行为，可供观察、测量的经验性材料有限，尤其是人类的精神活动，不可能只依靠简单的数据和定量材料进行分析。
第二，在多数情况下，经验学派的数据、资料收集，主要依靠问卷调查和控制实验。
第三，有些经验性研究主要依赖于个人或小群体层面上的经验材料，只适用于研究社会微观现象，难以有效地把握宏观社会问题。
第四，经验学派更关注媒体对于受众成员的影响和效果，沿着探讨传播效果的方向，有意无意地忽视和回避了传播学研究的许多重大课题，如信息生产与宏观社会结构的关系-信息传播与社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关系，以及传播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等。而这些问题，恰是传播学另一主要学派——批判学派的研究重点。
第五，经验性研究方法标榜的“纯客观”态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难做到。每一个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意识形态、社会价值和文化传统等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
2.美国的经验学派
传播学经验学派的思想发端于20世纪初期。当时，美国传播学的研究是与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携手的。芝加哥学派是这一时期经验主义研究的第一个中心。
芝加哥学派虽诞生于社会学系的土壤，但对传播学理论和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产生了重要影响。芝加哥学派最早开始了微观层面的、实证主义的、改良性质的社会研究，并使美国有关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了强烈的经验主义方向；使美国社会学偏离了H．斯宾塞和宏观层次的进化论，转向一种更加细微的、微观层次的社会心理学；同时，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构成了一个以人类传播为中心的人格社会化的理论概念体系，即后来被称作“符号互动论”的观点；并且，构筑了后来以媒介效果为重点的大众传播研究的模型。
在芝加哥学派中，极具影响力的成员杜威、库利、帕克、米德四人被传播学界熟知，是传播学的先驱。杜威为传播学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工具性的基础”；库利发展了“首属团体”和“镜中自我”两个重要概念；帕克开创了大众传播研究，最先对报纸内容、读者和所有权结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证分析，米德首创了符号互动论。1935年以后，经验学派诞生了声名远播的代表学者和杰出成果——拉斯韦尔的宣传研究、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两级传播”研究、霍夫兰等人的说服实验等。
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社会动荡、治安混乱，暴力冲突和种族问题频发。同时，新兴媒介电视的出现导致了暴力节目、色情作品的泛滥，不仅对儿童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而且诱发了性犯罪。这种复杂的社会大环境给了经验学派在美国得以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这一时期的经验学派，不但要建构、拓展自身的理论，还要为政府的公共政策提供依据，让大众传播媒介充分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服务。当时，传播学的研究活动，无论从人员数量、经费数目，还是从涉及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看，都堪称是经验学派的大繁荣时期。
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受到批判学派的激烈抨击，经验学派的研究视角有所改变，提出了“议程设置”等较为强调传播媒介影响力的理论。
纵观经验学派在美国的发展过程，其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传播与人的行为问题，着意探索如何通过传播来控制和修正人的行为，这无疑体现了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但也暴露出经验学派自身的局限性——缺乏对宏观命题的考察和研究，以及商业色彩较为浓重。
（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
批判学派是现代传播学领域中的两大学派之一。它在大众传播的立场、观念和方法论等方面，与经验学派形成鲜明对比，并成为与经验学派分庭抗礼的一支重要力量，影响和改变着西方传播学乃至世界传播学研究的走向。
1．批判学派的发展过程及其基本观点
以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著称的批判学派，是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理论的一种结合。也可以说，批判学派是在社会科学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以欧洲学者为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学派。正如美国传播学者小约翰所说：“批判理论的这一流派起始于1 923年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麦克斯·霍科海默(Max Horkheimer)，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Adorno)，赫伯特·马库斯(Herbert Marcuse)以及他们的同事们的研究工作。"①
1923年，欧洲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性研究，其核心人物包括霍克海默、马库斯、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是后人在20世纪60年代给予这个理论团体的名称。一般来说，他们更喜欢被称作批判的理论家。这个名称出自霍克海默的文章《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1937)。
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重要代表人物，是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人。安东尼·
昆顿曾将阿多诺描绘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最令人炫目的、趣味高雅的人，（也得说）是最难以理解的人”。阿多诺一生著述颇丰，其著作包括《启蒙辩证法》（1 947年）、《新音乐哲学》（1 949年）、《多棱镜：文化批判与社会》（1 95 5年）和《否定的辩证法》（1966年）等。
阿多诺对流行音乐的分析，以及他与霍克海默合作的文化产业研究，是法兰克福学派最有价值的研究案例。
批判学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他们都对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持否定和批判态度，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批判学派的最主要理由。第二，他们更多地将传播理论和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着重考察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宏观问题，这些问题在经验学派的研究中大多有意无意地受到忽视和回避，但它们本身的重要性和启发意义是不容置疑。第三，批判学派在方法论上以思辩为主，反对实证主义态度。不过，批判学派并不一般排斥经验调查和量化研究，近年来，辩证分析和经验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已开始为不少批判学者所接受。例如，“文化研究”学者莫利进行的关于社会结构与电视释码的“文化地图”分析等研究，就系统地采用了经验调查的方法，被称为“批判的经验性研究”。★
罗杰斯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希望学员们记住：“批判学派认为，大众传播被现存的制度用来控制社会，而经验学者认为，媒介能帮助改进社会中的社会问题，并能引导渐进的社会变化。对批判学者来说，关键的问题是谁拥有和控制大众媒介，这是一种宏观的看法。经验主义学者主要关注媒介对于个体受众成员的效果，这是一种微观的看法。”
实际上，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这两大学派各行长短，如果能够兼容并包、取长补短、齐头并进的话，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将会是巨大的。
2．批判学派中的主要流派
从法兰克福学派开始，传播学研究逐渐具备了批判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理论体系的成熟，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批判学派发展成为能与经验学派相抗衡的学派。但由于研究对象、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的差异，批判学派内部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体系。
（1）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派
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其代表人物是英国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G．默多克和P．戈尔丁等。它最初质疑以“发达”为界的两类国家之间信息和文化产品流动不平衡的问题，并据此考察媒介所有权的集中和垄断问题，揭示资本主义媒介为垄断资本服务的本质。
该学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来探讨媒介结构及其控制问题，认为统治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由此支配着物质资料与精神资料的生产。I975年初，政治经济学学派把研究重点从“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转向“文化产业”( cultural industries)，这是一个重大发展。从单数向复数的转变，反映出他们放弃了对传播系统过度宽泛的观察视角。但这一变化并没有改变政治经济学学派的研究焦点，即从现代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揭示资本主义大众传播的内在矛盾和制度的非合理性。
（2）文化研究学派
文化研究学派又称伯明翰学派。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以及爱德华·汤普森，被公认为伯明翰中心开创性思想的奠基人。斯图亚特·霍尔、D．莫利等人，则是该学派的领军人物。其中，霍尔是伯明翰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被人尊称为“当代文化研究之父”。霍尔从195 1年获得牛津大学罗德奖学金赴英留学开始，一直在英国从事文化运动和文化理论问题的研究。最主要的论著有：《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译码》(1973)、《文化研究：两种范式》(1980)和《意识形态与传播理论》(1989)等，涉及媒介、大众文化、亚文化、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民族性、现代性等极为广泛的学术领域。在霍尔诸多学术成果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编码与解码”理论。
“文化研究”学者主要采用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和受众调查两种研究方法。
由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点，其研究范围涵盖了众多社会议题，从20世纪60年代的媒介文化与亚文化问题，到70年代的女性主义，再到80年代的因新保守主义而引发的对种族问题的思考，以及90年代的“同志”研究( queer studies)，文化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而且，由于社会学者的加入，文化研究学派也吸收了实证方法，最突出的是“民族志”的受众研究。可以说，文化研究学派将整个世界看作是一个巨大的文本，透过符号分析，揭示文本背后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力的争霸。
（3)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学派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狱中札记》等书中，首先提出了“霸权”(hegemony)的概念，把“霸权”定义为一个社会集团对社会实行知识和道德导向，并围绕自己的目标建立新的社会联盟系统或新的“历史集团”的能力。
意识形态霸权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支配阶级不再主要依靠国家、军队、法院等“强制装置”，而主要通过意识形态“霸权装置”来维护自身利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大众传播制度就是重要的意识形态“霸权装置”之一，大众传媒通过日常的新闻报道、宣传和广告活动，把支配阶级的特殊利益描述为社会的“普遍利益”，其目的是通过操作形成“同意”或“社会合意”，但这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假的合意”，因为它掩盖了阶级支配的实质。（三）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主要差异
1941年，拉扎斯菲尔德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期刊上发表了《关于行政管理的和批判的传播研究》一文。在此文中，他第一次区分了传播学研究领域中两个不同的研究学派，并分别取名为“行政管理研究”和“批判研究”。
根据加拿大批判学者D.W司迈斯的看法，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有三大方面的差异，包括研究选题的不同，研究方法的不同，以及对现有政治、经济秩序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倾向的不同。
在研究内容方面，由于经验学派具有经验主义、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特征，强调的是如何传播或如何有效传播，注重传播对受众的效果，力求直接有效地服务于传播实践，这是一种侧重微观层面的研究方向。相反，富有强烈哲学思辨色彩的批判学派，其研究重点落在为何传播、为谁传播，即注重把握传播体制的控制问题，从宏现角度研究传者对传播工具的政治，经济控制，传播工具如何受到权力的影响，以及传播工具与国家发展的关题。由此，批判学派将传播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之中，从而弥补了经验学派忽视传播环境的弊端。
在研究方法方面的差异，如下图所示：
对于资本主义现行制度，经验学派认为，资本社会是多元社会，只要现实的多元利益能得到必要的协调与平衡。就有可能消灭社会矛盾，而大众媒介就是能改进社会问题、引导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大众媒介可以为受众提供有关社会问题的信息，以此推动社会变革。批判学派则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怀疑态度，对其大力批判。批判学者认为，大众媒介是少数垄断资产阶级对公众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武器，是控制公众、维持现存制度和阻碍社会变革的力量，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先进的传播技术，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渗透和文化控制，正在不断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加剧国际间的不平等。
第二节 中国传播学历程
一、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四个阶段
（一）萌芽阶段( 1956—1978)
期间，少数几位学者翻译了西方传播的一些片段，主要有张隆栋翻译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以及一些内部刊物编译的有关书籍和文章，介绍日本、美国、法国的新闻与传播学理论。
（二）兴起阶段( 1978—1982)
1978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开播；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新闻系成立，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共85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也在这一时期分别招收了8名和4名研究生，使中断了12年的新闻学研究生教育得到恢复。
并且集中在 1982年发生了三个“第一次”。一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发起，联合《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北京广播学院，组成科研、教学和实践三结合的调查组，开展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以科学方法为指导进行的受众调查。调查以北京地区的报纸、广播、电视的传播效果为对象，调查受众接触传媒的行为特点、兴趣偏好、对新闻报道的信任度等问题。 二是同年4、5月间，美国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在他的学生余也鲁陪同下访华。在人民日报社主楼顶层的大礼堂，中国新闻学研究者第一次与西方传播学者直接对话。同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次西方传播学座谈会，被公认为“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 1983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将这次会议上散发的介绍性文章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即《传播学简介》，这是第一本在中国出版的传播学的著作。）
（三）发展阶段( 1982—1997)
在这一阶段，中国传播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1984年，第一部传播学译著在中国出版，即施拉姆与波特的《传播学概论》。接着，一批本国学者撰写的传播学著作相继出现，如戴元光、邵培仁、龚炜合著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 988年），张国良主编的《传播学原理》（1 995年）等。1993年，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出版，这是从传播学角度而不是政治角度，把马克思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 1997年，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出版，这是国人试图推进传播学本土化的一次尝试。
除了书籍的引进与出版，这一阶段的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特点在于，开始注重实际运用以及传播学本土化问题。
1．受众研究的进展
较有影响的调查有1986年的《人民日报》全国读者调查，1990年的亚运会宣传广播电视效果调查等。此外， 1987年，中央电视台开展了我国电视史上第一次全国电视观众调查。此后，中央电视台每隔5年进行一次全国性观众调查。截止2010年，已经进行了6次。
2．传播学本土化的探索
在1 982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与会者制定“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16字方针，表达了本土化的愿景。
关于传播学的本土化，目前大致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本土化相当于中国化，即有必要建设具有中国“专利”的传播学，通过研究中国的传播历史与现状，使传播学不至于只是“西方传播学”。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实际上包括了“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化”和“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两种说法。
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理论本身的普适性，一味强调本土化没有太大意义。所谓的理论本土化，实际上是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然更替演变，任何一种理论，都具有在不同文化情境下生长与发展的潜力与适应性，一味强调理论的本土化，反而容易失去更多元化的视角与思考方式。
3．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欧洲学者为主力的批判学派异军突起，打破了历来以经验学派一统天下的格局，开创了传播学研究的新局面。1979年，《国际新闻界》第1期发表了林珊翻译的美国批判学派代表人物席勒的《新闻工具与美帝国》一文，揭开了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的序幕。此后10年间，国内学者发表诸多文章，对传播学研究，方法及其与经验学派的比较作了详细的介绍。可以认为，在传播学引进初期，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改变了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一度只关注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而忽视欧洲传统的批判性研究的局面，扩展了传播学研究的知识结构，丰富了传播学研究的方法和视野。
（四）确立阶段( 1997—2007)
对于中国大陆的新闻与传播学而言，1997年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在这一年，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得到了正式确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 997年颁布）中规定：新闻传播学为国家一级学科；新闻学、传播学为二级学科。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设立了传播学博士学位课程。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只有十几家院校讲授传播学课程。随着传播学学科地位的确立，2000年，全国有500多所大学设立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学点。 2006年，在教育部备案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有66 1个，其中，博士生专业点1 1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被批准为具有一级授予权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点，建立了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
这一阶段，传播学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通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成果
传播学的译著，专著、教材大量出版。传播学在国内高校快速发展，各校纷纷开设传播学本科专业。1999年底，出现了传播学教材出版热，据相关资料显示，2002年我国传播学著作已达430余种。
2．专业课程
自1980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率先开设传播学课程后，各地高校纷纷开设了相关课程， 如“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媒介与社会”“新媒体导论”“网络传播学”等。有的高校还根据自身的基础、实力与专业特色，拓展传播学的外延与内涵，开设了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课程，如“品牌传播”“策略传播”“媒介批评”“公共关系”等。
3．研究团体与专业性会议
2002年，由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2 1所高校的新闻与传播院系发起，成立了“中国传播学会”（全称为“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传播学分会”，英文简称为CAC），选举张国良为首任会长，这是中国传播学界建立的第一个学术共同体，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传播学科分支及其研究成果
西方传播学划分分支学科的依据，主要有三个：按照个体参与传播的程度来划分；按照传播发生的语境来划分；按照公共传播（演讲）在西方发展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来划分。
中国传播学界的划分，也基本沿用西方的标准，目前在教材中出现较多的分支学科是：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跨文化传播，以及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新媒体传播。
（一）大众传播研究
大众传播研究一直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领域。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媒体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都市报兴起，报纸扩版，城市调频电台火爆、电视频道数量猛增。大众传媒急剧扩张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研究课题。于是，大众传播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在这一领域，研究者主要研究媒介的使用，媒介的效果，媒介给社会、文化、经济带来的影响，以及媒介在社会变革与人的价值观念变革中发挥的作用等。
大众传播的研究成果在整个中国传播学研究中最为显著，特别表现在借助西方传播理论与方法，运用统计概率、样本抽样和问卷调查等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受众调查．结合本国的实证调查数据，进行受众研究、传播效果研究以及运用大众媒介促进国盏鬟晨的应用研究等。此外，大众传播研究还关注媒介信息的生产、流通渠道的变化。尤其在中国，渠道的畅通性以及生产者的专业性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关系到媒介的公信力。媒介的公信力研究也成为最近几年大众传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人际传播研究
继大众传播之后，人际传播也成为中国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焦点集中在人际传播的技巧、人际传播与语言传播、人际传播与社会心理等方面。在一些专业院校，尤其注重语言传播的方向，还开设了人际传播学的课程。同时，越来越多的商家意识到人际交往与沟通对合作的重要性。不过，人际传播的研究一直缺乏较有深度的成果，大多流于表面的阐述。
（三）组织传播研究
组织传播是传播学研究的又一重要领域。在美国，组织传播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包括电子媒介的沟通与技术；困境、挑战、变革和创新；领导权力与政治冲突；情感生活，组织气候和文化；认同；多样性和多元化；组织形式；应用性；全球化；女性主义；公众传播与资讯流动，社会化和其他。但在我国，组织传播从引进介绍到逐步成长．过程较为缓慢。不仅相关文献很少，研究力量也十分薄弱。进入2 1世纪以来，国内一些新闻与传播学院及管理学院，开始开设组织传播课程，也有一些学者投身于组织传播的研究领域，但总体而言，研究成果甚少，基本上处于理论转述阶段，尚未建立起自身的言说方式与研究视角，研究范围也很有限。
（四）跨文化传播研究
跨文化传播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社会。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1 9 5 5年首次从人类学视角奠定了如今被称为“跨文化传播学”的学科基础。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对于跨文化传播研究韵起源与发展，有学者认为，跨文化传播研究在中国发端于语言学，奠基于文化研究、人类学，哲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甚至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拓展和落脚于传播学，起势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国内政策和中国文化走向国际的抱负。
跨文化传播研究在中国是一个较为时髦的研究方向。其研究领域包括沟通与理解、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的矛盾分析、文化多元与文化霸权、现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认同危机等。一些学者还借助后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女性主义、知识话语权力理论等，对跨文化矛盾和冲突的根源，迸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学者们不仅关注跨文化传播中的沟通（语言与技巧）与理解（传播效果）问题，在当今中国，如何扩大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吸引力，增进中国与世界上更的互动与理解，也是研究者们面对的重大课题。
（五）新媒体传播研究
新媒体传播研究是进入2 1世纪后传播学研究中最有吸引力的一个方向。虽然这一分支建立的时间很短，但在整个新闻与传播学研究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许多青年学者从传统传播学研究转入新媒体研究。其研究范围十分广泛，研究方法也较为丰富，已逐步建立其自身独特的研究视角、研究范式与思维方式。每年的新媒体研究著作层出不穷，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程度也不断加深。
新媒体研究的范围大致包括网络舆情或网络舆论；公民：社会化媒体；新媒体与社会交往；新媒体与公民社会；手机媒体；新媒体产业；网络传播治理；新旧媒体融合；网络传播的社会影响力；微博；博客；网络群体事件等。
三、中国传播学研究现状
（一）研究焦点
21世纪初以来，中国传播学研究进入了持续发展阶段。有600多所大学设立了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教学点，一些重点高校新闻传播学院系招收的研究生人数，甚至超过了本科生。大部分一本、二本院校都已拥有新闻传播学专业，连一些非文科类院校也开设了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通过各种方式与传播学衔接，使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不仅速度惊人，而且形成了与欧美等国并不完全一致的路径。
【这里，有一个统计请学员们注意：
根据张国良等人于2008年发表的《传播学在中国30年——以专业期刊论文为研究视角》一文中的统计，近十年来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关注重点依次为：“新媒体”( 19.4%)、“传媒经济”(14.6%)、“经典学说”(14.6%)和“学科发展”(1 1.7%)，这四项合计为60.3%。其他议题按照受关注程度高低，依次为：“受众”(8.7%)、“大众文化”( 5.8%)、“伦理与法规”(4.9%)、“舆论监督”(4.9%)、“传媒与政治”《4.9%）、“公信力”(3.9%)、“新闻与传播教育”(3.9%)、“传媒从业者”(1.7%)、“危机传播”(1%)等。】
如果说，“经典学说”是对基础理论的观照，“学科发展”关系到学科自身的前途，那么，“新媒体”和“传媒经济”是两大新兴的研究领域。中国的新媒体研究，集中在网络传播对大众传播理论的影响．网络舆情研究，网络社交媒体的影响力；网络治理与控制；媒介融合等。此外，网络的实证研究也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如祝建华多篇关于互联网在中国扩散与发展的论文，张国良等人关于大学生网络行为嬗变的研究等。国外不少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也被快速翻译成中文出版。
传媒经济研究自2000年以来，在中国学术界一直是长盛不衰的话题之一。意欲探讨：各种媒介财货与劳务之生产，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与约制，而这些产品又在哪些条件下往外分配而为人消费。意在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如何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生产各种信息和娱乐内容，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满足他们的各种需要和需求。媒介经济学在中国受到持续关注的主要原因，是本世纪以来中国媒体的迅速扩张与发展，并且，创造的财富与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已远远超越任何一个时代。
（二）存在问题
我国传播学者陈力丹曾著文指出中国传播学研究存在的两大问题：
第一是从研究层次看，总体仍停留在介绍层面。国人的传播学著作，大多是教材，有独到见解、系统观点的学术专著为数很少。对此，张国良的研究也再次佐证，中国大陆已出版有关专著、译著、教材近千种，论文约23万篇（2006年度统计），可是，在如此庞大数量的论文中，被引次数在11次以上的相对高被引用率论文仅有122篇，约占5%，而这批高被引率论文中，具有原创性的只有28篇，仅占23%。
第二是从研究话题看，长期分散。自传播学引进中国，研究话题就非常丰富，从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到媒介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文化研究、符号学研究、媒介批判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传播科技与人文、健康传播、议程设置、组织传播、人际传播，再到风险传播、第三人传播效果、知识沟、媒介生态、社会化媒体等囊但是，这些话题的研究，缺乏连贯性、持续性，也不注重社会反响，致使很多话题只局限于书斋，而缺乏现实针对性。
一、本章重点学习内容及其要求
本章的重点内容是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要求：(1)了解传播学的起源、产生的条件和原因；(2)学习和理解传播学的学科背景和奠基人、创立者的贡献，以及不同学派的特点和差异；(3)了解传播学在中国的沿革、成果、不足和发展趋势。
二、本章重要知识点讲解
第一节 世界传播学沿革
一、传播学的欧洲起源
传播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传播规律的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19世纪末逐步形成，在20世纪40年代初具规模。（1943年，威尔伯·施托姆在担任艾奥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时，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1947年，又在伊利诺伊大学，创办了最早的传播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第一个被冠以“传播”名称、并能授予学位的学术单位。）
集中了人类智慧的结晶的传播学，思想源远流长。虽然诞生在美国，却渊源于欧洲。在罗杰斯看来，19世纪的进化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等欧洲的理论，间接地影响了在美国崛起的传播学。
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是19 世纪的三个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他们的思想——进化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越过大西洋，对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间接地影响了 1900 年后在美国崛起的传播学。
1.达尔文的进化论对社会科学思想与传播学的影响
1859年，达尔文的伟大著作《物种起源》出版，进化论对社会科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对生物科学的影响。1873年出版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表达》，对传播学影响深远——开创了非语言传播领域的研究。★
在纪念《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出版100周年时，P·埃克曼（Paul Ekman）——一位最主要的非语言传播领域的学者——收集了与达尔文的非语言传播理论有关的当代研究依据。研究证据表明，诸如生气、害怕和喜悦等某些普遍的而部表情可能源于对面部表情的某些天生的、遗传的作用。与某些情感有联系的面部肌肉运动的特殊模式起源于遗传的作用，而不是后天学习来的（埃克曼，1973）。
罗杰斯在《传播学史》里，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对社会科学与传播学的影响做的四点概括。（学员自看）★
2.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传播学的贡献
弗洛伊德（1856-1939）的精神分析理论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存在于个体之中，特别是存在于无意识之中。今天所使用的许多重要的传播学理论都在个体当中寻求推动行为变化的力量，影响了后来的传播学的奠基人拉斯韦尔有关政治领袖的精神分析研究和霍夫兰的人格研究。从而将心理学的研究引进传播学的研究。
3.马克思主义与批判学派对传播学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对传播学的贡献在于欧洲的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观点结合起来，展开了对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所以，马克思主义及近代的批判学派的理论团体，可看作是传播学经验学派的思想的一个来源。
此外，批判学派对于偏见的颇有影响的研究在阿多诺等人（1950）的《权威人格》中有记载，它代表了一种以量化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格问题的精神分析理论。 窗体底端
4．其他传播学思想的欧洲先驱的影响
传播学的思想，深受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引导与影响。孔德、涂尔干、塔尔德、西梅尔等，都是在这些领域有过杰出贡献的学者。其中，社会学创始人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美国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参考；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也让传播学研究者受益匪浅。不过，对传播学思想影响最大的，还属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模仿理论和德国社会学家乔治·西梅尔的网络理论——1890年，塔尔德出版《模仿的法则》，明确提出了模仿理论。还出版了《模仿率》，影响了后来的扩散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西梅尔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共同创立了现代社会学。他的《陌生人》提出“社会距离”、“边缘人”概念，后来被美国传播学先驱帕克进一步阐述；他的《团体分支机构之网》讲述了“网络理论”，传播网络形容为一个“舆论厨房”。可以说，西梅尔的很多理论，都是现代人际传播学的前瞻性成果，为其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此外，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班德拉，开创了关于个体如何从人际模式中学习、如何从他们在大众媒体中观察到的模式中学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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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播学的美国实践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并非偶然，而是由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和历史、文化条件促成的。
首先，传播学在美国的建立，直接来源于这一领域的欧洲思想资源。希特勒的上台及二战的爆发，加速了欧洲学术思想跨越大西洋的步伐。为了逃避希特勒的迫害，大批知识分子从欧洲各国迁移到美国。1933年至1941年，13.2万流亡者离开德国来到美国，这一知识分子的迁移潮流，是传播理论的欧洲渊源向美国转移过程中的关键事件，也是促成传播学科诞生于美国的重要因素。
（一）学科背景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叶，在美国的许多大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等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中也包括新闻学。新闻学产生于1 9世纪的德国，到20世纪30年代已趋于成熟。应运而生的传播学，可看作是新闻学的一种深化和升华。尤其是先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传播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美国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以战争宣传为研究的突破口，对媒介的宣传方法和宣传效果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拉扎斯菲尔德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拉斯韦尔的战时宣传分析、勒温（一译卢因）的群体动力学研究、霍夫兰的劝服研究等，为传播学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这四位学者被施拉姆喻为传播学的奠基人，其中拉扎斯菲尔德和勒温，都是为逃避希特勒的迫害而来到美国的杰出学者。
美国早期新闻学教育的发展，也对传播学成长为一门独立学科起到了铺垫作用。传播学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美国大学里落地生根，其母体正是早于它大约40年出现的新闻学。创立传播学的施拉姆则是在新闻学院院长的位置上创建了这门学科。新闻活动原本是传播活动的一种，因此，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培养模式多有共同之处，而且，它们都具有跨学科的特征，跨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早期的传播学课程往往嫁接于新闻学课程，并在组织架构上隶属于新闻学院，同时，传播学研究具有（新闻学研究原本欠缺）的学术性质，吸引了其他社会科学家们积极进入这个领域，赋予了新闻学院的存在以更大的学术意义。
2.媒介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与科技突飞猛进，媒介技术也日新月异，建成了全球首屈一指的大众传播事业。战后美国广播的迅猛发展、电视的快速普及、大众报纸的激烈竞争，都带来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传播技术与媒介内容的关系、传播媒介对社会与人的影响、社会对传播媒介的影响和控制、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美国电视开始摆脱娱乐媒介的局限性，参与总统大选而“染指”政治，并一发不可收拾，大有超越报纸之势；而报纸一贯是政治家参与竞选的有力渠道。
除了政治功能之外，媒介的经济价值更让人不可小觑。美国的广告业在20世纪趋于成熟，其绝大多数业务由媒介承担，广告传播与品牌认知以及实际销售业绩之间的关系，直到现在仍然是广告商、企业主以及传播学研究者青睐的课题。
3.传播学的诞生
关于传播学的诞生时间，有各种说法。如前所说，一般认为，传播学萌芽于19世纪末，在20世纪初得到发展，至40年代成形。20世纪初的美国大学，已有很多相当成熟的专业和学科，如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美学等，这些学科都为传播学的诞生提供了养分。施拉姆在20世纪40年代，将前人从政治学、社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等角度对大众传播的研究集合为一门新的学科——传播学。与此同时，以传统的哲学、社会学、逻辑思辨为主要研究手段的欧洲学者，则形成传播学的批判学派，与美国的经验主义学派并存。可以说，施拉姆在传播学史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是传播学体系的集大成者，是第一个将自己认作是传播学者的人，最早在大学中创办以“传播”命名的博士课程．培养了第一代传播学者。
也有人认为，传播学从新闻学演变过来的——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
三、传播学的形成和发展
传播学的学术思想渊源已久，但“传播学”这个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前，尚未有人提及，而“传播”只作为一种现象普遍存在于生活之中。许多学者也只是从对各自学科的关心出发，附带地对传播现象进行了一些考察。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科学的发晨以及学科之间知识的互相融通，有5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活动，对传播学的建立产生了直接影响，被称为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人或开创者。他们是：拉斯韦尔、勒温、霍夫兰、拉扎斯菲尔德和李普曼。
（一）传播学的奠基人
1.拉斯韦尔与5W模式
哈罗德·拉斯韦尔生长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唐奈森，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也是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传播学家。
拉斯韦尔领导了宣传研究，特别作为著名的5w模式的提出者，为传播学的诞生做出了重大贡献。1 948年发表的《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对传播学科来说，是一部纲领性的力作，涉及传播学研究的许多基本内容。这些已经在前一章中提到，学员可以往前翻一翻。
2.勒温与“把关人”理论
库尔特·勒温（又译卢因）出生于东普鲁士（今位于波兰）的莫吉尔诺，是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勒温是犹太人，当时德国反犹主义严重，迫使他流亡美国，后来他的学术研究兴趣和方向，也受到反犹偏见潜移默化的影响。
勒温对传播学研究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创立了“把关人一理论，也称“守门人”理论。勒温的另一个开创性贡献，是创立了“场论”和“群体动力论”。所谓“场论”，吸取了物理学中磁场的概念，并赋予其某种适合心理学的特殊意义。“场论”的研究对象，是处于他或她的“场”中的个体。
（3）霍夫兰与劝服研究
霍夫兰对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把心理实验方法引进了传播学领域，而且侧重于传播效果的研究。霍夫兰认为，态度在解释行为变化方面很有价值，而确认在某些情况下态度影响行为，并发现它们什么时候影响，什么时候不影响，是一种重要的说服研究。说服研究或称劝服研究，是霍夫兰的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霍夫兰不仅把劝服研究和实验方法引入了传播学，而且影响了传播学研究对传播效果的重视。
4.拉扎斯菲尔德与“两级传播”理论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生长在维也纳，他是奥地利籍犹太人，后移居美国。拉扎斯菲尔德一生中的学术标签不断变化：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传播学家，最终被定义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对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包括提出了“两级传播”理论。1940年，在时代生活公司的赞助下，他和卡兹等人用定量方法对当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进行了调查（史称“伊里调查”），旨在测定大众传播对选民投票意向的影响。四年后，拉扎斯菲尔德和其同事发表了题为《人民的选择》的调查研究报告。
5.李普曼与《舆论学》
沃尔特·李普曼出生于美国纽约，父母是德国犹太人后裔。作为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新闻工作者，他在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他曾为美国几大报社撰写过社论和专栏，对政治事件的分析鞭辟入里，不偏不倚。为此，被评价为“你可以不同意李普曼的观点，但你不能不在乎他在说什么。”
与前面几位学者不同，李普曼是一位重于实践的记者和敏于思考的思想家。李普曼认为，大众传播在形成、维护和改变舆论方面，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可以说，在研究大众媒介构成舆论作用方面，他是最有影响的作者之一。
李普曼对传播学研究的突出贡献之一，是1922年《舆论学》一书中早期“议程设置”思想的提出。李普曼担任过12位美国总统的顾问，从T．罗斯福到L．约翰逊，这有助于他更深刻地了解权势者与舆论的微妙关系。《舆论学》被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作之一。 此外，李普曼还提出了“虚拟环境”和“刻板印象”两个概念。
其实，李普曼与拉斯韦尔同样都进行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但不一样的是，李普曼不采用学院式的研究方法。
(二)传播学的创立者
威尔伯·施拉姆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玛丽埃塔，是传播学的集大成者，公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创始人。1900年前后的美国大学里，只有5个传统的社会学科，即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那时，在美国大学里建立一个新的科学领域是非常难得和罕见，而施拉姆成了传播学的第一人，第一次将传播学列为科学，并创造了第一批以“传播”冠名的机构。施拉姆曾经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数次访华，是最早向中国介绍传播学的外国学者之一。
20世纪50年代前后，他编写了多种大众传播方面的著作，如《大众传播学》(1949)、《传播过程和效果》(1954)、《报刊的四种理论》（1 956，与他人合作）等，成为当时新兴域的主要教材。同时，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传播学教授”头衔的人，并开创了培养传播学博士学位的课程。
四、传播学的主要流派
（一）传播学的经验学派
从广义上理解，经验学派指的主要以经验性方法来考察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流派，它与主要以思辨性方法来考察社会现象的流派相区别。通常指称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主流传播学派。
1. 经验学派的内涵及其局限性
经验学派主张从经验事实出发，运用经验性方法来研究传播现象。而经验性的方法，主要指运用可观察、可测定、可量化的经验材料来对社会现象、社会行为进行实证考察的开究方法。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具体内涵可通过经验性研究方法的基本前提来透视。
经验性方法论有三个基本前提：1）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具有自身的客观性，这些客观性可通过一定的科学方法加以揭示；2）人类有能力开发或设计出揭示社会现象客观性的科学方法；3）任何关于社会现象的理论和假设，都能通过一定的科学方法得到证明或否定。
经验学派极其重视经验性方法，研究总是与实证的立场联系在一起，对研究对象进行定量、统计的客观分析，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不赞同或不擅长对社会现象进行思辨性的阐释，强调经验材料和客观数据的运用，主张从外部条件的变量出发来揭示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的原因和客观规律。
经验学派的局限性来自经验性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第一，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和个体行为，可供观察、测量的经验性材料有限，尤其是人类的精神活动，不可能只依靠简单的数据和定量材料进行分析。
第二，在多数情况下，经验学派的数据、资料收集，主要依靠问卷调查和控制实验。
第三，有些经验性研究主要依赖于个人或小群体层面上的经验材料，只适用于研究社会微观现象，难以有效地把握宏观社会问题。
第四，经验学派更关注媒体对于受众成员的影响和效果，沿着探讨传播效果的方向，有意无意地忽视和回避了传播学研究的许多重大课题，如信息生产与宏观社会结构的关系-信息传播与社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关系，以及传播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等。而这些问题，恰是传播学另一主要学派——批判学派的研究重点。
第五，经验性研究方法标榜的“纯客观”态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难做到。每一个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意识形态、社会价值和文化传统等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
2.美国的经验学派
传播学经验学派的思想发端于20世纪初期。当时，美国传播学的研究是与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携手的。芝加哥学派是这一时期经验主义研究的第一个中心。
芝加哥学派虽诞生于社会学系的土壤，但对传播学理论和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产生了重要影响。芝加哥学派最早开始了微观层面的、实证主义的、改良性质的社会研究，并使美国有关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了强烈的经验主义方向；使美国社会学偏离了H．斯宾塞和宏观层次的进化论，转向一种更加细微的、微观层次的社会心理学；同时，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构成了一个以人类传播为中心的人格社会化的理论概念体系，即后来被称作“符号互动论”的观点；并且，构筑了后来以媒介效果为重点的大众传播研究的模型。
在芝加哥学派中，极具影响力的成员杜威、库利、帕克、米德四人被传播学界熟知，是传播学的先驱。杜威为传播学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工具性的基础”；库利发展了“首属团体”和“镜中自我”两个重要概念；帕克开创了大众传播研究，最先对报纸内容、读者和所有权结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证分析，米德首创了符号互动论。1935年以后，经验学派诞生了声名远播的代表学者和杰出成果——拉斯韦尔的宣传研究、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两级传播”研究、霍夫兰等人的说服实验等。
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社会动荡、治安混乱，暴力冲突和种族问题频发。同时，新兴媒介电视的出现导致了暴力节目、色情作品的泛滥，不仅对儿童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而且诱发了性犯罪。这种复杂的社会大环境给了经验学派在美国得以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这一时期的经验学派，不但要建构、拓展自身的理论，还要为政府的公共政策提供依据，让大众传播媒介充分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服务。当时，传播学的研究活动，无论从人员数量、经费数目，还是从涉及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看，都堪称是经验学派的大繁荣时期。
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受到批判学派的激烈抨击，经验学派的研究视角有所改变，提出了“议程设置”等较为强调传播媒介影响力的理论。
纵观经验学派在美国的发展过程，其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传播与人的行为问题，着意探索如何通过传播来控制和修正人的行为，这无疑体现了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但也暴露出经验学派自身的局限性——缺乏对宏观命题的考察和研究，以及商业色彩较为浓重。
（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
批判学派是现代传播学领域中的两大学派之一。它在大众传播的立场、观念和方法论等方面，与经验学派形成鲜明对比，并成为与经验学派分庭抗礼的一支重要力量，影响和改变着西方传播学乃至世界传播学研究的走向。
1．批判学派的发展过程及其基本观点
以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著称的批判学派，是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理论的一种结合。也可以说，批判学派是在社会科学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以欧洲学者为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学派。正如美国传播学者小约翰所说：“批判理论的这一流派起始于1 923年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麦克斯·霍科海默(Max Horkheimer)，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Adorno)，赫伯特·马库斯(Herbert Marcuse)以及他们的同事们的研究工作。"①
1923年，欧洲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性研究，其核心人物包括霍克海默、马库斯、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是后人在20世纪60年代给予这个理论团体的名称。一般来说，他们更喜欢被称作批判的理论家。这个名称出自霍克海默的文章《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1937)。
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重要代表人物，是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人。安东尼·
昆顿曾将阿多诺描绘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最令人炫目的、趣味高雅的人，（也得说）是最难以理解的人”。阿多诺一生著述颇丰，其著作包括《启蒙辩证法》（1 947年）、《新音乐哲学》（1 949年）、《多棱镜：文化批判与社会》（1 95 5年）和《否定的辩证法》（1966年）等。
阿多诺对流行音乐的分析，以及他与霍克海默合作的文化产业研究，是法兰克福学派最有价值的研究案例。
批判学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他们都对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持否定和批判态度，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批判学派的最主要理由。第二，他们更多地将传播理论和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着重考察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宏观问题，这些问题在经验学派的研究中大多有意无意地受到忽视和回避，但它们本身的重要性和启发意义是不容置疑。第三，批判学派在方法论上以思辩为主，反对实证主义态度。不过，批判学派并不一般排斥经验调查和量化研究，近年来，辩证分析和经验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已开始为不少批判学者所接受。例如，“文化研究”学者莫利进行的关于社会结构与电视释码的“文化地图”分析等研究，就系统地采用了经验调查的方法，被称为“批判的经验性研究”。★
罗杰斯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希望学员们记住：“批判学派认为，大众传播被现存的制度用来控制社会，而经验学者认为，媒介能帮助改进社会中的社会问题，并能引导渐进的社会变化。对批判学者来说，关键的问题是谁拥有和控制大众媒介，这是一种宏观的看法。经验主义学者主要关注媒介对于个体受众成员的效果，这是一种微观的看法。”
实际上，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这两大学派各行长短，如果能够兼容并包、取长补短、齐头并进的话，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将会是巨大的。
2．批判学派中的主要流派
从法兰克福学派开始，传播学研究逐渐具备了批判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理论体系的成熟，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批判学派发展成为能与经验学派相抗衡的学派。但由于研究对象、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的差异，批判学派内部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体系。
（1）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派
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其代表人物是英国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G．默多克和P．戈尔丁等。它最初质疑以“发达”为界的两类国家之间信息和文化产品流动不平衡的问题，并据此考察媒介所有权的集中和垄断问题，揭示资本主义媒介为垄断资本服务的本质。
该学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来探讨媒介结构及其控制问题，认为统治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由此支配着物质资料与精神资料的生产。I975年初，政治经济学学派把研究重点从“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转向“文化产业”( cultural industries)，这是一个重大发展。从单数向复数的转变，反映出他们放弃了对传播系统过度宽泛的观察视角。但这一变化并没有改变政治经济学学派的研究焦点，即从现代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揭示资本主义大众传播的内在矛盾和制度的非合理性。
（2）文化研究学派
文化研究学派又称伯明翰学派。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以及爱德华·汤普森，被公认为伯明翰中心开创性思想的奠基人。斯图亚特·霍尔、D．莫利等人，则是该学派的领军人物。其中，霍尔是伯明翰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被人尊称为“当代文化研究之父”。霍尔从195 1年获得牛津大学罗德奖学金赴英留学开始，一直在英国从事文化运动和文化理论问题的研究。最主要的论著有：《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译码》(1973)、《文化研究：两种范式》(1980)和《意识形态与传播理论》(1989)等，涉及媒介、大众文化、亚文化、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民族性、现代性等极为广泛的学术领域。在霍尔诸多学术成果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编码与解码”理论。
“文化研究”学者主要采用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和受众调查两种研究方法。
由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点，其研究范围涵盖了众多社会议题，从20世纪60年代的媒介文化与亚文化问题，到70年代的女性主义，再到80年代的因新保守主义而引发的对种族问题的思考，以及90年代的“同志”研究( queer studies)，文化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而且，由于社会学者的加入，文化研究学派也吸收了实证方法，最突出的是“民族志”的受众研究。可以说，文化研究学派将整个世界看作是一个巨大的文本，透过符号分析，揭示文本背后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力的争霸。
（3)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学派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狱中札记》等书中，首先提出了“霸权”(hegemony)的概念，把“霸权”定义为一个社会集团对社会实行知识和道德导向，并围绕自己的目标建立新的社会联盟系统或新的“历史集团”的能力。
意识形态霸权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支配阶级不再主要依靠国家、军队、法院等“强制装置”，而主要通过意识形态“霸权装置”来维护自身利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大众传播制度就是重要的意识形态“霸权装置”之一，大众传媒通过日常的新闻报道、宣传和广告活动，把支配阶级的特殊利益描述为社会的“普遍利益”，其目的是通过操作形成“同意”或“社会合意”，但这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假的合意”，因为它掩盖了阶级支配的实质。（三）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主要差异
1941年，拉扎斯菲尔德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期刊上发表了《关于行政管理的和批判的传播研究》一文。在此文中，他第一次区分了传播学研究领域中两个不同的研究学派，并分别取名为“行政管理研究”和“批判研究”。
根据加拿大批判学者D.W司迈斯的看法，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有三大方面的差异，包括研究选题的不同，研究方法的不同，以及对现有政治、经济秩序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倾向的不同。
在研究内容方面，由于经验学派具有经验主义、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特征，强调的是如何传播或如何有效传播，注重传播对受众的效果，力求直接有效地服务于传播实践，这是一种侧重微观层面的研究方向。相反，富有强烈哲学思辨色彩的批判学派，其研究重点落在为何传播、为谁传播，即注重把握传播体制的控制问题，从宏现角度研究传者对传播工具的政治，经济控制，传播工具如何受到权力的影响，以及传播工具与国家发展的关题。由此，批判学派将传播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之中，从而弥补了经验学派忽视传播环境的弊端。
在研究方法方面的差异，如下图所示：
对于资本主义现行制度，经验学派认为，资本社会是多元社会，只要现实的多元利益能得到必要的协调与平衡。就有可能消灭社会矛盾，而大众媒介就是能改进社会问题、引导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大众媒介可以为受众提供有关社会问题的信息，以此推动社会变革。批判学派则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怀疑态度，对其大力批判。批判学者认为，大众媒介是少数垄断资产阶级对公众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武器，是控制公众、维持现存制度和阻碍社会变革的力量，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先进的传播技术，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渗透和文化控制，正在不断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加剧国际间的不平等。
第二节 中国传播学历程
一、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四个阶段
（一）萌芽阶段( 1956—1978)
期间，少数几位学者翻译了西方传播的一些片段，主要有张隆栋翻译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以及一些内部刊物编译的有关书籍和文章，介绍日本、美国、法国的新闻与传播学理论。
（二）兴起阶段( 1978—1982)
1978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开播；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新闻系成立，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共85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也在这一时期分别招收了8名和4名研究生，使中断了12年的新闻学研究生教育得到恢复。
并且集中在 1982年发生了三个“第一次”。一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发起，联合《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北京广播学院，组成科研、教学和实践三结合的调查组，开展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以科学方法为指导进行的受众调查。调查以北京地区的报纸、广播、电视的传播效果为对象，调查受众接触传媒的行为特点、兴趣偏好、对新闻报道的信任度等问题。 二是同年4、5月间，美国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在他的学生余也鲁陪同下访华。在人民日报社主楼顶层的大礼堂，中国新闻学研究者第一次与西方传播学者直接对话。同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次西方传播学座谈会，被公认为“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 1983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将这次会议上散发的介绍性文章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即《传播学简介》，这是第一本在中国出版的传播学的著作。）
（三）发展阶段( 1982—1997)
在这一阶段，中国传播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1984年，第一部传播学译著在中国出版，即施拉姆与波特的《传播学概论》。接着，一批本国学者撰写的传播学著作相继出现，如戴元光、邵培仁、龚炜合著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 988年），张国良主编的《传播学原理》（1 995年）等。1993年，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出版，这是从传播学角度而不是政治角度，把马克思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 1997年，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出版，这是国人试图推进传播学本土化的一次尝试。
除了书籍的引进与出版，这一阶段的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特点在于，开始注重实际运用以及传播学本土化问题。
1．受众研究的进展
较有影响的调查有1986年的《人民日报》全国读者调查，1990年的亚运会宣传广播电视效果调查等。此外， 1987年，中央电视台开展了我国电视史上第一次全国电视观众调查。此后，中央电视台每隔5年进行一次全国性观众调查。截止2010年，已经进行了6次。
2．传播学本土化的探索
在1 982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与会者制定“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16字方针，表达了本土化的愿景。
关于传播学的本土化，目前大致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本土化相当于中国化，即有必要建设具有中国“专利”的传播学，通过研究中国的传播历史与现状，使传播学不至于只是“西方传播学”。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实际上包括了“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化”和“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两种说法。
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理论本身的普适性，一味强调本土化没有太大意义。所谓的理论本土化，实际上是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然更替演变，任何一种理论，都具有在不同文化情境下生长与发展的潜力与适应性，一味强调理论的本土化，反而容易失去更多元化的视角与思考方式。
3．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欧洲学者为主力的批判学派异军突起，打破了历来以经验学派一统天下的格局，开创了传播学研究的新局面。1979年，《国际新闻界》第1期发表了林珊翻译的美国批判学派代表人物席勒的《新闻工具与美帝国》一文，揭开了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的序幕。此后10年间，国内学者发表诸多文章，对传播学研究，方法及其与经验学派的比较作了详细的介绍。可以认为，在传播学引进初期，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改变了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一度只关注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而忽视欧洲传统的批判性研究的局面，扩展了传播学研究的知识结构，丰富了传播学研究的方法和视野。
（四）确立阶段( 1997—2007)
对于中国大陆的新闻与传播学而言，1997年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在这一年，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得到了正式确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 997年颁布）中规定：新闻传播学为国家一级学科；新闻学、传播学为二级学科。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设立了传播学博士学位课程。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只有十几家院校讲授传播学课程。随着传播学学科地位的确立，2000年，全国有500多所大学设立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学点。 2006年，在教育部备案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有66 1个，其中，博士生专业点1 1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被批准为具有一级授予权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点，建立了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
这一阶段，传播学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通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成果
传播学的译著，专著、教材大量出版。传播学在国内高校快速发展，各校纷纷开设传播学本科专业。1999年底，出现了传播学教材出版热，据相关资料显示，2002年我国传播学著作已达430余种。
2．专业课程
自1980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率先开设传播学课程后，各地高校纷纷开设了相关课程， 如“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媒介与社会”“新媒体导论”“网络传播学”等。有的高校还根据自身的基础、实力与专业特色，拓展传播学的外延与内涵，开设了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课程，如“品牌传播”“策略传播”“媒介批评”“公共关系”等。
3．研究团体与专业性会议
2002年，由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2 1所高校的新闻与传播院系发起，成立了“中国传播学会”（全称为“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传播学分会”，英文简称为CAC），选举张国良为首任会长，这是中国传播学界建立的第一个学术共同体，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传播学科分支及其研究成果
西方传播学划分分支学科的依据，主要有三个：按照个体参与传播的程度来划分；按照传播发生的语境来划分；按照公共传播（演讲）在西方发展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来划分。
中国传播学界的划分，也基本沿用西方的标准，目前在教材中出现较多的分支学科是：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跨文化传播，以及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新媒体传播。
（一）大众传播研究
大众传播研究一直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领域。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媒体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都市报兴起，报纸扩版，城市调频电台火爆、电视频道数量猛增。大众传媒急剧扩张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研究课题。于是，大众传播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在这一领域，研究者主要研究媒介的使用，媒介的效果，媒介给社会、文化、经济带来的影响，以及媒介在社会变革与人的价值观念变革中发挥的作用等。
大众传播的研究成果在整个中国传播学研究中最为显著，特别表现在借助西方传播理论与方法，运用统计概率、样本抽样和问卷调查等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受众调查．结合本国的实证调查数据，进行受众研究、传播效果研究以及运用大众媒介促进国盏鬟晨的应用研究等。此外，大众传播研究还关注媒介信息的生产、流通渠道的变化。尤其在中国，渠道的畅通性以及生产者的专业性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关系到媒介的公信力。媒介的公信力研究也成为最近几年大众传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人际传播研究
继大众传播之后，人际传播也成为中国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焦点集中在人际传播的技巧、人际传播与语言传播、人际传播与社会心理等方面。在一些专业院校，尤其注重语言传播的方向，还开设了人际传播学的课程。同时，越来越多的商家意识到人际交往与沟通对合作的重要性。不过，人际传播的研究一直缺乏较有深度的成果，大多流于表面的阐述。
（三）组织传播研究
组织传播是传播学研究的又一重要领域。在美国，组织传播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包括电子媒介的沟通与技术；困境、挑战、变革和创新；领导权力与政治冲突；情感生活，组织气候和文化；认同；多样性和多元化；组织形式；应用性；全球化；女性主义；公众传播与资讯流动，社会化和其他。但在我国，组织传播从引进介绍到逐步成长．过程较为缓慢。不仅相关文献很少，研究力量也十分薄弱。进入2 1世纪以来，国内一些新闻与传播学院及管理学院，开始开设组织传播课程，也有一些学者投身于组织传播的研究领域，但总体而言，研究成果甚少，基本上处于理论转述阶段，尚未建立起自身的言说方式与研究视角，研究范围也很有限。
（四）跨文化传播研究
跨文化传播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社会。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1 9 5 5年首次从人类学视角奠定了如今被称为“跨文化传播学”的学科基础。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对于跨文化传播研究韵起源与发展，有学者认为，跨文化传播研究在中国发端于语言学，奠基于文化研究、人类学，哲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甚至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拓展和落脚于传播学，起势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国内政策和中国文化走向国际的抱负。
跨文化传播研究在中国是一个较为时髦的研究方向。其研究领域包括沟通与理解、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的矛盾分析、文化多元与文化霸权、现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认同危机等。一些学者还借助后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女性主义、知识话语权力理论等，对跨文化矛盾和冲突的根源，迸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学者们不仅关注跨文化传播中的沟通（语言与技巧）与理解（传播效果）问题，在当今中国，如何扩大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吸引力，增进中国与世界上更的互动与理解，也是研究者们面对的重大课题。
（五）新媒体传播研究
新媒体传播研究是进入2 1世纪后传播学研究中最有吸引力的一个方向。虽然这一分支建立的时间很短，但在整个新闻与传播学研究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许多青年学者从传统传播学研究转入新媒体研究。其研究范围十分广泛，研究方法也较为丰富，已逐步建立其自身独特的研究视角、研究范式与思维方式。每年的新媒体研究著作层出不穷，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程度也不断加深。
新媒体研究的范围大致包括网络舆情或网络舆论；公民：社会化媒体；新媒体与社会交往；新媒体与公民社会；手机媒体；新媒体产业；网络传播治理；新旧媒体融合；网络传播的社会影响力；微博；博客；网络群体事件等。
三、中国传播学研究现状
（一）研究焦点
21世纪初以来，中国传播学研究进入了持续发展阶段。有600多所大学设立了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教学点，一些重点高校新闻传播学院系招收的研究生人数，甚至超过了本科生。大部分一本、二本院校都已拥有新闻传播学专业，连一些非文科类院校也开设了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通过各种方式与传播学衔接，使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不仅速度惊人，而且形成了与欧美等国并不完全一致的路径。
【这里，有一个统计请学员们注意：
根据张国良等人于2008年发表的《传播学在中国30年——以专业期刊论文为研究视角》一文中的统计，近十年来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关注重点依次为：“新媒体”( 19.4%)、“传媒经济”(14.6%)、“经典学说”(14.6%)和“学科发展”(1 1.7%)，这四项合计为60.3%。其他议题按照受关注程度高低，依次为：“受众”(8.7%)、“大众文化”( 5.8%)、“伦理与法规”(4.9%)、“舆论监督”(4.9%)、“传媒与政治”《4.9%）、“公信力”(3.9%)、“新闻与传播教育”(3.9%)、“传媒从业者”(1.7%)、“危机传播”(1%)等。】
如果说，“经典学说”是对基础理论的观照，“学科发展”关系到学科自身的前途，那么，“新媒体”和“传媒经济”是两大新兴的研究领域。中国的新媒体研究，集中在网络传播对大众传播理论的影响．网络舆情研究，网络社交媒体的影响力；网络治理与控制；媒介融合等。此外，网络的实证研究也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如祝建华多篇关于互联网在中国扩散与发展的论文，张国良等人关于大学生网络行为嬗变的研究等。国外不少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也被快速翻译成中文出版。
传媒经济研究自2000年以来，在中国学术界一直是长盛不衰的话题之一。意欲探讨：各种媒介财货与劳务之生产，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与约制，而这些产品又在哪些条件下往外分配而为人消费。意在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如何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生产各种信息和娱乐内容，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满足他们的各种需要和需求。媒介经济学在中国受到持续关注的主要原因，是本世纪以来中国媒体的迅速扩张与发展，并且，创造的财富与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已远远超越任何一个时代。
（二）存在问题
我国传播学者陈力丹曾著文指出中国传播学研究存在的两大问题：
第一是从研究层次看，总体仍停留在介绍层面。国人的传播学著作，大多是教材，有独到见解、系统观点的学术专著为数很少。对此，张国良的研究也再次佐证，中国大陆已出版有关专著、译著、教材近千种，论文约23万篇（2006年度统计），可是，在如此庞大数量的论文中，被引次数在11次以上的相对高被引用率论文仅有122篇，约占5%，而这批高被引率论文中，具有原创性的只有28篇，仅占23%。
第二是从研究话题看，长期分散。自传播学引进中国，研究话题就非常丰富，从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到媒介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文化研究、符号学研究、媒介批判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传播科技与人文、健康传播、议程设置、组织传播、人际传播，再到风险传播、第三人传播效果、知识沟、媒介生态、社会化媒体等囊但是，这些话题的研究，缺乏连贯性、持续性，也不注重社会反响，致使很多话题只局限于书斋，而缺乏现实针对性。
